重大考古发现“昆仑石刻”，假的？

众说纷纭之下，截至目前(mùqián) 文章作者尚未公开作进一步(jìnyíbù)解释 6月8日，一篇(yīpiān)文章引发历史、考古、古文字等多个(duōgè)领域广泛关注，在公众中也引发轩然大波。文章公布了一处新发现的(de)秦朝石刻，并指出该石刻解决了“昆仑山”地理位置的千古悬案。 这篇《实证古代“昆仑”的(de)地理位置——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(qiǎnshǐ)“采药昆仑”石刻(shíkè)》发表于《光明日报》，作者(zuòzhě)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。文章公布的石刻，位于青海省玛多县海拔4300米的扎陵湖北岸，为一处露天玄武岩。 相比于实证“昆仑”的地理位置，一处(yīchù)(yīchù)秦朝官方摩崖石刻在两千多年后被发现，此事本身便极具学术意义和文化价值。如作者在文中所说，这一黄河(huánghé)源石刻是(shì)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留下的唯一一处还现存于原址的刻石，同时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，意义十分重大。 然而，消息一经披露，质疑随之(suízhī)涌来，部分(bùfèn)学者(xuézhě)和公众对石刻的真实性表示怀疑，但古文字学界、考古学界等领域都有学者初步判断该石刻为真实古迹。 有学者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，近两年(jìnliǎngnián)，围绕(wéirào)该石刻已经在(zài)青海召开多次专家研讨会，包括考古、古文字等多领域专家与会，这篇文章应该是基于多学科的研究后形成的结论。 众说纷纭之下，截至(jiézhì)目前，文章作者尚未公开作进一步解释。 黄河源石刻。来源：光明(guāngmíng)文化记忆 据发表(fābiǎo)的文章和图片，此处摩崖(móyá)石刻位于扎陵湖北岸山坡半腰一处凸出的玄武岩基部。岩壁表面上方有(yǒu)轻微剥蚀，中部有一道斜直的裂痕，壁面磨蚀风化较为严重，下方有多处残损剥落。 作者辨认出37字(zì)，分12行，每行2—5字。石刻(shíkè)释读如下（□内为推测文字，□为无法识读的字）： 刻文大意为：秦始皇廿六年，皇帝派遣五大夫翳(yì)率领一些方士(fāngshì)，乘车前往昆仑山采摘长生不老药。他们于该年三月(sānyuè)己卯日到达此地（黄河源头的扎陵湖畔），再前行约一百五十里（到达此行的终点）。 这篇文字蕴含颇多历史信息。仝涛认为，石刻内容及其所在地理位置，解决(jiějué)了国人千古争讼的关于“昆仑”“河源”的精确地望问题（指地理位置），记录了秦始皇在统一(tǒngyī)中国后(hòu)，遣使向昆仑山寻觅仙药的历史事实，补全了文献(wénxiàn)记载的缺失。 文章表示，昆仑在中国古代历史地理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，但其具体位置在哪里，是千百年来一直困扰学界的谜题。扎陵湖之南便是巴颜喀拉山(bāyánkālāshān)脉，因此石刻中提及的“昆仑”，当指(dāngzhǐ)巴颜喀拉山脉及其周边区域(qūyù)，无疑就是大部分先秦文献(wénxiàn)中所指的“昆仑神山”。 石刻字体为秦小篆。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、中国秦文研究会会长、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秘书长赵(zhào)平安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除了有(yǒu)几个残泐（指金石铭文残损不全）的文字可能有讨论空间外，作者释字是(shì)基本可靠的。这件“摩崖”使用的是典型的秦篆文(zhuànwén)字，秦篆传世和考古发现都很多，所以并不难(bùnán)认。这类篆文从战国到秦代都在使用，汉代以后也可以袭用，时间跨度较大(jiàodà)，对“摩崖”准确断代不能(bùnéng)提供直接帮助。 该消息一经披露，引发考古、文物、历史、古文字等(děng)各领域学者关注，部分学者提出质疑，认为有造假(zàojiǎ)嫌疑。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多次对该石刻的(de)真实性(zhēnshíxìng)表示质疑，发布在影响力颇大的微信公众号“辛德勇自述”中，但并未提出具体疑点。他称未来或许会写一本书《制造(zhìzào)<昆仑山铭>》，清楚全面地(dì)表述自己的看法。 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宗迪质疑称，如果(rúguǒ)秦朝已经知道(zhīdào)黄河源的位置(wèizhì)，且此处已经被命名为昆仑山，为何这么重要的地理知识到西汉反而不知道了？ 也有公众提出疑问：秦朝(qíncháo)西部(xībù)边境在甘肃临洮附近，此处石刻所在已经在秦朝国境之外，秦使为何能够前往？秦汉考古学者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说，秦朝国境北部以长城、东部(dōngbù)以大海为界，西部和(hé)南部并没有(méiyǒu)明确的国境线。近些年，西北地区发现的秦文化遗址，已经超出此前普遍认为的秦朝疆域范围。 刘庆柱(liúqìngzhù)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透露，这块石刻的存在两年前已经为(wèi)学界(xuéjiè)所知，这两年开过几次研讨会，仝涛邀请过他，但他年岁已高，没有前往高原参会。他们多(duō)次就这一石刻进行过讨论。“据我所知，也有古文字学者去现场(xiànchǎng)看过。这块石刻应该是经过了多学科的论证，不是作者自己拍脑门写出来的。”他说。 实际上(shíjìshàng)，摩崖石刻(shíkè)的首次发现者为(wèi)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侯光良。2023年，侯光良出版(chūbǎn)《昆仑上下：青海的史前文化》一书(shū)，书中公布了该石刻的照片。青海师范大学科研团队于2020年7月在野外考察中发现了该石刻，侯光良在书中释读了石刻文字，但并未识读出“采药昆仑”“廿六年三月”等关键文字。 侯光良近日在朋友圈对仝涛的文章作了(le)回应，他称由于“皇字石刻”关系重大(zhòngdà)，自己发现后没敢公开。他认为该石刻为古代文物，不存在(cúnzài)伪造，且该石刻是国家行为，并非个人之力(zhīlì)所能完成。但是他倾向于认为石刻年(nián)代为元代或清代(qīngdài)，很可能是1280年，与元代荣禄公都实作为招讨使前往河源的历史事件有关。原因在于，他将“己卯(jǐmǎo)”解读为“己卯年”，而仝涛和多位古文字学者都将“己卯”判断为廿六年三月的“己卯日”。 在回应《南方周末》时(shí)，侯光良承认，当时做出“元代或(huò)清代”的推断“比较浅薄，还缺乏认识，后期还需要(xūyào)继续研究”。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，自己正在三江(sānjiāng)源野外考察，近期对石刻没有作进一步研究，不便多回应。 “昆仑石刻(shíkè)”线描图。来源：光明文化记忆 “真实的(de)文物中也会有错” 值得关注的是石刻中“昆陯”两字的特殊写法(xiěfǎ)，这是一个(yígè)重要的断代信号。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、出土文献(wénxiàn)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近期撰文称，“昆(kūn)陯”是里耶秦简中的写法，其中有“琅邪献昆陯五杏药(wǔxìngyào)”的记载。这说明“昆仑”可(kě)写作“昆陯”是秦时(qínshí)的用字习惯。里耶秦简的“昆仑”作“昆陯”是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通假，且只此一例，他认为这个写法不太容易被造假者发现并巧妙地用于刻石，“（如果是造假）这学术素养也实在(shízài)令人称奇”。 谈及对这方石刻的判断，刘钊认为，“昆仑石刻”的文字(wénzì)时代特征明显(míngxiǎn)，风格统一(tǒngyī)，看不出什么破绽。他举了几个(jǐgè)例子，如“皇”字上部从(cóng)“白”，“大夫”合文符号位于(wèiyú)人形右侧手臂下，“翳”字所从“医”字左旁竖笔出头，“以”字的写法，“己”字下部右曳，“年”字所从“禾”头左斜穿透笔画，“到”字所从“至”旁上部交叉处写得很(hěn)开，“此”字所从“匕”旁下延等，都具备秦至汉初文字的书写特征。此谓时代特征明显。 仝涛在(zài)《光明日报》的文章中也作出了相似的古文字(wénzì)学分析：“‘大夫’二字为(wèi)战国-秦文字中习见的合文；昆仑之‘仑’字偏旁为阜旁，写作‘陯’，这些特征都是秦代刻石及简牍文字的典型特征。” 刘钊认为，所谓风格统一，是说全篇文字风格一致，有些细微之处亦表现得(dé)非常到位。譬如有些横笔写成(xiěchéng)弯曲的(de)向上拱起状，在“皇”字、“里”字所从“王”旁和“土”旁的最下一笔和“廿”“六”“三”等字上都有体现。“设想如果是伪造，在没有相同范本的情况下，要在众多秦文字资料中凑齐(còuqí)这些字作为作伪(zuòwěi)的样板，且能保证结体不误，风格统一，恐怕连专业者(zhě)都不易处理得如此完满。” 另一个存疑的焦点在于石刻文字(wénzì)中的时间问题。“廿六年三月己卯日”具体对应何时？质疑(zhìyí)者认为，这个年代可能露出了破绽。 秦始皇廿六年为公元前221年，即秦统一(tǒngyī)六国、建立秦朝那一年。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院长曲安京撰文(zhuànwén)指出，根据其对《颛顼历(lì)》的(de)研究，秦始皇二十六年三月不存在己卯日，“石刻上记录的‘廿囗年三月己卯’，无论如何无法与《颛顼历》吻合”。 故宫博物院器物部金石组副研究馆员熊长云(yún)的看法是(shì)：“铭刻真，不必怀疑。”他认为，部分释文可以再讨论(tǎolùn)。由于石刻文字本身的残损漫漶(mànhuàn)，仝涛识读为“廿六年(liùnián)”的几个字，并非无可争议。熊长云认为，“廿六年”或许为“廿七年”，或者为“卅六（或七）年”。“始皇卅七年，三月正有己卯。卅六年，始皇因荧惑守心等事，已预感时日无多(shírìwúduō)。若是卅七年，始皇派使者(shǐzhě)前往昆仑采药，正合于其时心态。”他说。 赵平安认为，历法问题(wèntí)本身很复杂，即使历法不合，也不能直接认定文物为伪。在秦汉简帛中，这样的例子已经有不少，没有人(rén)怀疑新出简帛的真实性。“道理很简单，真实的文物中也会(huì)有错。” 黄河源石刻。来源：光明文化(wénhuà)记忆 据历史记载，自公元前219年至公元前211年，秦始皇共有七次出巡，分别在山东峄山、泰山、芝罘、东观、琅琊(yá)台，河北(héběi)碣石，浙江会稽立下七大刻石。七大刻石传为丞相李斯撰文(zhuànwén)并书丹(bìngshūdān)，均属秦小篆作品。刻石原物几乎都已毁坏湮灭，仅存传世摹本和(hé)翻刻本。现存(xiàncún)于世的，只有山东岱庙的泰山刻石残块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琅琊台刻石残块，均残断严重，文字漫漶。 若“昆仑石刻”确为秦始皇年间遗物(yíwù)，将是唯一现存于(yú)原址的秦代刻石，且最为完整的一处。 “昆仑石刻”指向(zhǐxiàng)两个重要问题：从文物本体角度，该石刻是否为秦朝文物，且与秦始皇有关(yǒuguān)历史有密切关联？从文本角度，石刻内容是否有望确证古文献中的“昆仑山”所在(suǒzài)？ 从石刻(shíkè)文物本体角度来看，中国科学院(zhōngguókēxuéyuàn)大学科技考古专业副教授、石刻研究专家张明悟提出了自己的(de)(de)观察角度。他看过“昆仑石刻”高清照片后，综合多年野外考察碑刻经验认为，从字口、包浆以及风化程度来看，该刻石完全符合鉴定界所称的“开门老(lǎo)”特征，“绝无今人仿造的可能”。 “仔细观察可见，字口与壁面已(yǐ)自然融为一体，并长覆了一层高原地衣。此外，刻字之后岩面又出现了多次风化断裂，这些裂隙的形成均晚于刻字时间。这些现象都充分说明(chōngfènshuōmíng)，字迹形成年代非常(fēicháng)古老。”张明悟(zhāngmíngwù)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 他(tā)表示(biǎoshì)，关于刻字风化程度，许多人常以想象来推测秦代刻字的(de)状况，然而，若(ruò)参考全国各地的汉代摩崖石刻以及巴基斯坦洪札河谷的北魏刻字，会发现很多字迹至今仍非常清晰。“关于黄河源刻石的年代，侯光良教授提出的元、清说可能性很小。综合各方面特征(tèzhēng)，我基本倾向于认为这就是秦代刻石。” 而从文本角度(jiǎodù)，对于“昆仑山”的确证或许尚需进一步论证。 仝涛在文中指出，秦代一百五十里约等于今天(jīntiān)62.37公里，从石刻地点向西行60公里，正是(zhèngshì)今天“星宿海”的位置。而历史(lìshǐ)上，星宿海一直被认为(wèi)是黄河源头所在。故而，“可见远在先秦时期已经认定黄河河源为星宿海，其周邻山脉为昆仑山”。 对于(duìyú)这个结论，复旦大学特聘教授、出土文献与古文字(gǔwénzì)研究中心主任刘钊谨慎表示，依据刻石确证昆仑山(kūnlúnshān)位置，此事为时尚早。“石刻(shíkè)的性质应与今日‘到此一游’的刻画相近。至于铭文中的‘一百五十里’，并未表明(biǎomíng)终点，也未表明是昆仑山，也很有可能指的是下一个休息地。” 秦汉考古学者(zhě)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认为，秦朝时认定(rèndìng)昆仑山在黄河源区域，有一定的道理，昆仑山在黄河一脉有其合理性。“但是昆仑的具体(jùtǐ)问题，还需要进一步研究。”他说。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、中国秦文研究会会长(huìzhǎng)、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秘书长赵平安表示，仝涛的文章重点是介绍“摩崖”的位置，阐述它的价值，对发现过程并没有作(zuò)详细交代(jiāodài)。这件“摩崖”是一直露天的还是后来暴露的、“玄武岩”成分(chéngfèn)如何、风化情况如何、文字是用什么(shénme)工具契刻的、“摩崖”周边发现过什么时代的文物、到这里的古道情形如何等等，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了解(liǎojiě)。 “这么重要的(de)发现，‘证真’‘做实’是(shì)头等必要的。”他说，“为了给社会一个准确(zhǔnquè)的判断，组织多学科专业团队，现场考察鉴定已刻不容缓。” 据澎湃新闻报道，一位接近黄河源发现团队的(de)(de)人士介绍，这处石刻的发现和(hé)论证经历过一个较为漫长、复杂的过程。对于该石刻的相关(xiāngguān)问题，如字形字义、秦代历法、经行(jīngxíng)路线(lùxiàn)以及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等，研究者都已进行过“穷尽式”的搜索和论证。相关专家通过现场逐字摄影、拓片、临摹(línmó)、三维建模等系统性的工作，查阅和比对大量文献和考古出土材料，并请教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，才形成最终的认识和结论。 “我个人觉得(juéde)，造(zào)这样一个假对(jiǎduì)学者没多大用处。”刘庆柱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，“我觉得仝涛应该心里有数，因为开了几次会，大家意见基本一致。” 关于该石刻的论证过程(guòchéng)，仝涛及团队成员尚未进一步公开解释。